全球赌博业统计数据显示，中国人在2014年输掉954亿美元，比2013年的760亿美元有大幅增长，输钱数仅次于美国的1426亿美元。

这个数据的确让人惊讶，对这组数据，如果考虑两个因素就更感震惊：一是中国人的正式赌博主要是在境外进行，换言之，所输的钱大多外流，不像美国和其他国家，虽然赌博者输了钱，但资金仍然留在国内；二是因为中国法律和党纪禁止赌博，所以中国人的赌博很多时候是隐形而为，这就意味着前述统计数据很可能有重大漏洞，中国人输钱的真正数额，也许超过美国人占据全球第一亦未可知。

954亿美元，折算成人民币就是近6000亿元人民币。这笔庞大的资金，相当于2014年中央财政扶贫资金规模的15倍，相当于全国教育支出的1.5倍或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的2倍，或者相当于中部一个省份全省居民的一年总收入，也与2014年全国农林水支出相当，几近全国社保和就业支出总数。

但遗憾的是，这笔巨额资金，绝大部分都因为跨境赌博而流失，这可是真金白银的财富，甚至可以说是毫无成本的资金。让这笔资金白白流出，实在可惜。

根据中国的法律，博彩业在中国被严厉禁止。纵观禁赌制度的由来，有点类似于对娼妓业的禁止。在1950年代现政府刚成立时，赌博、娼妓都被视为“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”，“与社会主义道德格格不入”，所以坚决予以禁绝。换言之，中国禁止赌博的政策，实际上植根于一种意识形态。

但必须承认的是，赌博和娼妓，其实和社会制度并无必然联系，而是人性深处某些不太正统的因素体现。这个问题犹如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，他们都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现象。换句话说，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的部分人，同样也有博弈心态或者嫖妓需求。

事实上，目前中国实行的彩票制度，也是赌博业的一种，只不过变换了博弈的称谓、模式和单笔博弈金额，并且由政府垄断这个生意。而让人遗憾的是，这门稳赚不折的生意，却因为政府的垄断而变得信息严重不透明，财务漏洞百出。

有鉴于此，中国可以考虑从意识形态的束缚中解脱出来，适度开放博彩业。这里所说的“适度开放”，就是要借鉴国际社会的制度和经验，从博彩的地点、形式等作出较为严格的限制。在适度开放博彩业的同时，对这个行当实行高额的税收制度，同时辅之以特定群体（如公务员）的禁入制度。

也许有人会说，博彩业如果开放，一来会损害社会公德，二会引发社会问题。其实，这是杞人忧天。从道德建设层面来说，我们虽然可以考虑修改法律允许博彩业的适度存在，但不影响道德对赌博问题的否定机制。比如，如果有名人或者公务员参与赌博，同样可以使他们面临道德谴责乃至纪律约束；至于社会问题的出现，不要把博彩业想像成洪水猛兽，君不见，中国人在国外输了6000亿，这个社会不照样在转？

中国有句古话叫：肥水不流外人田，这恐怕是每个人都能理解，都能懂得的道理。虽然澳门不是外人，但在澳门博彩业六张正副牌照中不仅没有一张与内地有关联，而且也并非澳门本地完全控制，有一部分依旧为外资所控股。这意味着从澳门流出的赌资中，有一大部分会流向海外。所以，真正流入到澳门本地的资金是有限的，大部分博彩收益流到了海外。

中国近几年经济高速增长，人民币快速升值，有钱人多了，开始走出国门了。但是这些钱中的一部分却以博彩的形式迅速流失到了海外，而且这一流失速度还在递增。对内地而言，大量赌博资金的外流并未对内地财政有任何收益和帮助，但由此造成的社会问题却在进一步激化和增加。任何博彩参与者，在其赌输钱后并不会在参与赌博的境外有所反应和表达。所有由于博彩造成的负面问题大部分都爆发在博彩参与者的原居地。类似因为赌博欠债造成企业破产，员工下岗，家破人亡的案例早已经屡见不鲜。同时还有涉及国家公务人员在内的赌博行为，国有资产流失、国家安全等等问题更加令人担忧。

如何才能防止赌资外流呢？能在国内合法的赌，谁愿意冒着被判刑的风险去国外赌呢？我并非鼓吹赌博合法化并支持赌场的开设，而是希望能政府能够正视赌博这一现实存在的问题。作为政府应该正视现状，应该设立专门的机构去研究、了解国外博彩的发展、监管、救助体系等。同时应该更深入的了解中国自身博彩的历史，了解中国内地目前博彩业的真实现状。

大家都知道大禹治水的故事，大禹治水的策略核心就是“疏通河道为主，堆堰修坝为辅”，这种策略应用在国家博彩治理上一样可行。我们可以以“堆堰修坝”-传统的堵围之法，逐步过渡到“开渠排水”-以疏导为主的开放式治理。只靠“堆堰修坝”单方封堵的措施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“疏堵结合”才是最好的博彩治理原则。如将博彩在特定区域适度放开后，一定会为国家财政带来可观的收益。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，从而达到“水害变成水利”的目的。